專欄|中國政法大學體育法研究所所長 姜濤

近日，聚焦足壇反腐的電視專題片通過多個平臺播出，引發普遍關注，許多網友表示“大快人心”。以足協原黨委書記杜兆才、原主席陳戌源、國足原主教練李鐵出鏡悔罪為標志，自2022年啟動的足壇反腐終于走到蓋棺論定階段，披露出的諸多細節也讓觀者更直觀地了解到，中國足球確實“水很深”。

針對足壇這種“系統性、塌方式”的腐敗，此次反腐可謂力度空前。除官員以外，還有教練員、球員、裁判員、俱樂部高管等數十人涉案。尤其是作為中國足協最高管理者的杜兆才、陳戌源二人，就片中所披露案情來說，確實是“靠體育吃體育”，“靠足球吃足球”，公器私用，令人切齒。

足壇系列腐敗案件，暴露了足協這樣的單項體育組織治理的難題。這個問題不止中國有之，國際足壇也屢見不鮮。以國際足聯原主席布拉特為代表，其“黑金”問題在世界范圍內飽受關注，至今仍余有遺毒。尤其是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足球商業化的浪潮風起云涌，球員薪資和轉會費水漲船高，在為整個行業“吸金”、提高收益的同時，也更加刺激了貪欲，加劇了治理的難度。單項體育組織雖然并非政府機構，但其所持權柄直接影響到整個行業運轉的方方面面，事實上手握著一種公共權力。“金元足球”席卷足壇之后，這種權力有了更多、變大的“變現”機會，足協高官所面臨的誘惑空前。

動用刑權力來打擊足球腐敗，是國際國內已有的通例。十多年前，老牌足球強國意大利足壇“電話門”事件中尤文圖斯總經理莫吉獲刑，中國足協前任高官南勇、謝亞龍落馬，東方亮西方也亮，便是當時老球迷曾經熱議的足壇舊事。足球本身是個游戲，在作為游戲的范圍內，足協作為單項體育組織依其“行規”行事無可厚非，對違反行規者可以通過禁賽、扣除積分、取消準入等方式作出責罰。但如果發展到授受黑金、操縱比賽這樣的程度時，就已經超出游戲范圍，成為刑事不法行為，需要司法介入，追究刑事責任。

在群情激憤、萬眾痛斥足壇腐敗的同時，堅持依法辦案、保障涉案人員的訴訟權利、盡可能地做到辦案公開，則是案件后續辦理中需要艱難追求的目標。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陳戌源們隨著公開出鏡認罪，已經完成了某種所謂的“墮落加冕”，已被貼好了犯罪人“標簽”。在這種情境之下，偵控方挾正義輿情，比辯護方更具對抗優勢。同時，系列腐敗中較多涉及賄賂行為，而賄賂行為的認定是公認的司法難題，尤其是在缺乏實物證據、大量依賴口供的那些案件中，能否堅守“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司法原則，真正依法審理，不枉不縱，是在接下來尚未審結的系列案件中需要主審法官冷靜考量的法治價值。

對于廣大球迷來說，更重要的是后陳戌源時代中國足球如何重新出發的問題。刮骨療毒之后，中國足球并不能自然而然重獲新生，仍然需要整個社會繼續圍觀，繼續拷問，足協高官為什么能擁有失控的權力，為什么能左右“潑天的富貴”。很遺憾，從1994年甲A聯賽開始，中國足球職業化的努力已整整三十年，卻仍然未能真正實現“管辦分離”的基礎目標。中國足協迄今為止，仍然在職業聯賽中扮演著與民爭利、甚至是主導著“切蛋糕”方案的角色，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怎能奢望其發揮好中立的管理者的職能？中超公司歷任掌門人在系列腐敗案中無一幸免，很大程度上也是拜“管辦不分”所賜。是否盡快把職業聯賽實質化，讓俱樂部真正成為主人翁，足協不再參股，而只通過收取諸如團結基金這樣的方式來用之于國家隊、青少年足球、女子足球，是比如何讓中超聯賽撐下去更值得未來中國足協掌門人省思的問題。

足壇反腐不能比擬為在病人體內消滅癌細胞，以為消滅完了機體就健康了，對于中國足球而言，破立之間更難的是“立”。病樹前頭，萬木何以回春，需要借此契機，真正痛下決心，去將異化為“官商”的足協徹底進行改制，理順職業足球領域“分蛋糕”的機制，非此無法跳出死循環、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