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傅亞雨

在長久的等待后，中超終于回歸大眾視線。盡管金元退潮后中國足球千瘡百孔，聯賽在疫情影響下依舊只能以賽會制進行，盡管很多人信誓旦旦再也不看聯賽。可當我們自己的聯賽真的回來了，關注它的人依舊很多。

兩輪聯賽都沒有打完，中超的話題性就非常強，各種值得探討的因素都在比賽中出現了，社交媒體上對中超的討論非常熱烈，這本身是很好的現象，證明我們的聯賽依舊值得去認真對待、認真踢、認真提高。

開賽之后有關中超最熱烈的討論集中在紅牌的密集出現上，在進行完的頭16場聯賽中，裁判就出示了9張紅牌，其中有6張是直紅，這6張直紅中又包含了鄭錚、徐新、石柯三個疑似的暴力動作。社交媒體上關于中超很紅很暴力的言論迅速升溫，類似“比賽不精彩，動作很暴力”、“為什么球員，特別是國字號球員踢球戾氣這么大”的言論傳播很廣。就在本文寫作時，足協第一批罰單開出，鄭錚被定性為暴力行為追加處罰4場停賽，徐新則是被定性為嚴重犯規追停一場，再加上場外“破門”罰一場，共追加2場停賽。罰單中對兩名球員動作的定性，更增加了外界對于本賽季中超很暴戾的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這9張紅牌的判罰，都是正確且毫無爭議的。中超本賽季的突然“躥紅”，其實在賽季開始前就有預兆。值得注意的是，開賽前足協向俱樂部和外界傳達了兩個重要的信息，一個是本賽季比賽中鼓勵球員進行更多的身體對抗，另一個是對于違規違紀加大處罰力度。應該說，這兩個指導意見對于中超、對于中國足球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在過往的多個賽季里，中超裁判對于身體對抗的判罰尺度極為嚴格，比賽中一碰就倒、一倒就吹是常態化的，這里有裁判對規則、尺度的理解把握問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裁判在吹罰比賽時怕出爭議，怕出現可能的“暴力事件”，因此盡可能吹安全哨，最大限度消除爭議的隱患。可這樣的做法是跟現在足球的“大道”背離的，最終造成的后果就是中超比賽哨音密，比賽中斷多，凈時長少，比賽連續性差，節奏提不起來，同時也讓中國球員養成了不好的比賽習慣。而到了國際賽場，面對完全不同的判罰環境，國字號球員一時就很難充分適應，經常吃虧。因此，本賽季足協鼓勵身體對抗指導意見的出臺，非常積極，對中超和未來國字號征戰國際賽場都是正面積極的引導。

而同時出臺的加大處罰力度、不降格處罰的要求，則是配套上一個要求的。一方面，激烈身體對抗的增加就讓暴力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中國球員長期缺乏激烈對抗的環境，現在突然轉變之后運用身體、運用動作不合理的情況也必然會大幅增加。所以說，這兩個相互配套的指導意見，一方面鼓勵球員們積極對抗，同時也要求大家盡快學會合理對抗。而在賽季初這個“新政”的陣痛期內，不合理動作增多是可預見的，紅牌出現的概率大幅提升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事實上，社交媒體上關于中超暴力、充滿戾氣的評價并不客觀，評價者并沒有真正去觀察和判斷這些紅牌發生時的場上具體情況，更多是個人主觀情緒的表達。對于球員場上紅牌動作性質的認定，必須要把球員的主觀意圖、客觀事實和動作發生時的比賽場景結合到一起，才能做出相對公正的判斷。

事實上，引起討論和爭議較多的是鄭錚和徐新的動作性質，其他的4張直紅以及剩下的兩黃變一紅，公眾普遍認為都是在足球范疇內的動作，爭議不大。為什么鄭錚和徐新的爭議大？因為后果很顯性，一個是踹到對方膝蓋，一個是把對手肋部和大腿都踏出了血痕。如前文所述，這兩個動作吃紅牌無異議，都給對方造成了傷害，至少是魯莽動作、嚴重犯規，但如果不戴有色眼鏡，去客觀分析兩人動作的目的和場景時，我們不難發現他倆的動作其實也并沒有脫離正常的足球范疇——鄭錚作為中衛，在自己倒地對方明顯要突破自己時選擇伸腿，是后衛的本能反應，這一腳伸出去的目的就是要阻截對手，有可能是絆倒或者踢倒對手，吃牌是肯定的。可如果不伸這一腳，對方就可能破門，在當時比賽場景下，這是不可接受的后果。就一名后衛的職責而言，鄭錚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為球隊利益犧牲個體，但同時因為嚴重犯規被罰下，他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就是足球世界的運行規則。而徐新的情況更簡單，盯著球，起跳，橫移，他自始至終都沒有看到對手，身體姿態也是那個動作該有的合理狀態，就更加不存在什么主觀故意傷人的意圖了。

把所有紅牌案例一個個具體分析之后我們可以發現，中超很暴力、球員很戾氣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紅牌多，一方面是我們的隊員防守技術還不夠好，只能靠犯規去彌補，同時也是新的比賽要求下暫時的不適應，動作不合理。這些都是足球范疇內的東西，也只能靠訓練和比賽去一步步提高改善。

中超需要關注，也需要焦點、討論甚至爭吵，可以批評但盡量避免無端抹黑。

希望中超能越來越紅，不是紅牌的紅，而是紅火的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