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肖良志北京報道

　　改革不會一蹴而就，觸及到利益的改革，越往后難度越大。此前，中國足協在4月份的財務會議上拋出了《財務監管規程》，中超和中甲一線隊注冊球員薪資不得超過“盈虧平衡累計總收入的75%”、中超和中甲三年累計虧損分別不能超過4.5億、1.35億，成為財務監管的重點。

　　中國足協實施財務監管，目的是讓職業俱樂部的財務更健康，創造良好的可持續性發展的環境。職業聯賽的主體是各俱樂部，他們的很多決策，非中國足協能夠掌控。如果強行實施，等于用紅頭文件干涉足球市場；如果不實施，內外援的薪酬的確到了嚴重畸高的程度。這種情況下，給中國足協的財務監管提出了更多難題。

　　4月份的財務會議，就是為了與各俱樂部協商溝通此事。會議期間，對《財務監管規程》進行了討論，一些俱樂部的財務總監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俱樂部不可能達到財務監管規程中的要求。因為是征求意見，會議并沒有出臺決議性的東西。從現在收集的各方信息看，中國足協要想推行《財務監管規程》，確實沒有那么容易，只要原因，還是卡在一線隊注冊球員薪資不能超過總收入與的75%，以及三年累計虧損不能超過4.5億和1.35億這兩個指標上。

　　以廣州恒大為例，2017賽季的營收為5.28億元，俱樂部職工（包括一線隊注冊球員、教練團隊）薪酬為12.42億元左右。按照財務監管規程中的設計，母企業可以用增加股東權益或者捐贈的方式提高俱樂部的“盈虧平衡累計總收入”，但是中超俱樂部三年最多不能超過13.5億元，也就是說，平均每年最多增加4.5億元。5.28億加上4.5億為9.78億元，可用于一線隊注冊球員的金額為9.78億乘以75%，即7.335億。

　　在廣州恒大12.42億元的俱樂部職工薪酬中，絕大部分肯定是一線隊注冊球員的薪酬，7.335億元顯然無法滿足。

　　這種情況下，俱樂部要想達到財務監管的要求，勢必要減少球員的收入。一旦減少收入，就可能會帶來無法預測的各種問題。每個職業球員都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工作合同，里面約定好了球員的薪酬，很多國內球員簽訂的是5年合約期，一些外援的合同期限也是5年，如果單方降低球員的薪資，不管幅度大小，都會出現很大的麻煩。正是因為如此，不少俱樂部覺得實現監管規程中的指標比較困難。

　　另外，如果中國足協強行實施《財務監管規程》，也會滋生其他的問題。比如北京中赫國安高層對中超公司續約耐克10年說不，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既然中國足協要限制俱樂部的投入，就應該想盡辦法讓俱樂部擴大收入。北京國安自己進行球衣招商，每年的現金收后入為1億元，是中超公司分成400萬的25倍。假設財務監管規程中不硬性要求虧損額度和薪資的比例，可能就不會出現類似的問題。

　　財務改革，直接涉及到各方的利益，的確很難。在財務改革的過程中，俱樂部首先接受的應該是賬務規范，然后再慢慢去設置虧損紅線和薪資在總收入中的比例。